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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商业银行AIC试点是我国衔接银行资金与股权市场的重要探索，随着专业能力沉淀与政策环境优化，AIC的长期发展潜力与产业价值将持续释放

　　作者｜张帅帅 王子瑜「中金公司研究部，张帅帅系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执行总经理」

　　为什么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现在需要积极试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要立足国内金融行业如何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引领的现实需求，也需从国际经验的对比中明晰核心逻辑。

　　海外金融市场并不存在与我国银行AIC完全对应的机构，核心差异在于欧美等成熟市场普遍实行混业经营模式，且金融产业链分工高度细化。美国、欧洲的商业银行无须通过单独设立牌照或专属子公司来开展股权投资业务，这与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框架和银行经营现状形成显著区别。

　　从国际实践来看，欧美银行的混业经营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成熟体系。美国自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后，打破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业务壁垒，大型金融集团可通过内部业务板块整合，同步开展存贷款、投资银行、股权投资等多元化业务，无须为股权投资单独申请专项牌照或设立独立子公司，完备的金融业务生态更有利于深度服务与支持金融需求多元化的各类实体。头部的金融集团普遍搭建了层级清晰、覆盖全面的投研体系，能够基于产业周期、技术迭代趋势研判标的投资价值，针对早期科技创新企业、成熟期龙头企业制定差异化的估值模型与投资策略，建立兼具市场敏感度与风险把控能力的决策团队，保障股权投资的科学性与前瞻性。欧盟多数国家则长期践行全能型银行模式，德国、瑞士等国的大型银行通过内部组织架构设计，直接将股权投资纳入核心业务范畴，依托集团整体资源实现跨领域经营的协同效应。在这种混业经营模式下，海外银行的业务边界更为灵活，股权投资业务可与传统信贷、财富管理等业务深度融合，无须通过单独主体进行风险隔离与合规管控。

　　在长期混业经营实践中，欧美银行的核心优势不仅在于业务边界的灵活性，更在于能够长期沉淀专业化的产业或行业投研能力。一方面，欧美银行通过持续布局资本市场业务，组建了专业化的投研团队，尤其在科技企业、新兴产业等领域的投资经验更为丰富；另一方面，海外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与股权投资行业特性高度适配，市场化的薪酬体系和长周期考核机制能够吸引并留住顶尖投资人才，为偏股类投资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核心支撑。

　　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为例，在传统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摩根大通等机构通过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配置，体现为更强的影响力。从财务回报来看，投资、投行、财富管理等手续费业务占比维持在高位，改善了收入结构和盈利能力。从客户触达和经营来看，欧美银行有更多触角可以发现、陪伴和服务诸多潜力型客群，并且通过投研能力解决相当比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我国几类典型城市群竞争格局可以看出，包括AIC牌照在内的投行能力产业思维构建迫切性凸显。一是部分北方城市产业升级转型不理想，企业生产投资意愿、居民生活消费活跃度降低，金融机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发生变化，机构资源投入在时间和区域维度有新的思考。二是部分南方城市服务型政府打造更为友好的营商环境，区域内经济活跃，产业升级转型、科技驱动特征明显，实业客户市场份额演化印证了产业金融的重要性以及迫切性，而产业金融能力包括但不局限于投行、投研、投资等机构业务能力。三是宁波、苏州等地区产业链的跨境特征明显，银行间市场份额差距进一步拉大。四是北京等总部型城市客群的大型化特征明显，协调总分行、业务条线综合服务大型集团客户的能力是重要竞争力所在。五是中资银行在中国香港主要以公司业务为主，聚焦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但零售、投行、财富、资管等业务的市场份额距离香港本地机构或境外机构有较大差距。因此，包括但不局限于AIC牌照等代表的投行能力与产业思维，正是中资银行“十五五”期间服务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创新引领以及双向开放的工具必选项。

　　收益与风险关系的微妙变化，正在推动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受益于AIC、投行、理财等业务发展，部分机构或通过母子协同服务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实现客户黏性提升和综合收益率改善，使得银行间分化进一步加速。从社会融资结构来看，间接融资占比开始下降，部分原因在于传统融资需求疲软，部分原因则是新经济融资多元化的推动。致力于建设一流金融机构且维持系统重要性的机构，需要构建能力参与这一轮融资体系的变革，在资产创设、产品组织、资产配置和资金对接等方面做好相应工作。

　　从表外到表内，摆脱规模诉求，强调服务能力提升。我国经济正从以基建地产为代表的投资驱动时代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过渡，金融机构也将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转型。单纯规模诉求（包括资产负债表、营收利润等财务指标）容易引起“垒大户”现象，行业层面更易引发内卷行为，降低资本资金配置资源效率导致行业产能过剩，甚至影响金融系统稳定性。

　　一个目标是高效推进投贷联动模式落地，破解科技创新企业信息不对称难题。基于一定的权益投研能力，AIC通过股权投资先行介入，既能为企业注入长期发展资金，缓解其资本补充压力，又能以股东身份深入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技术壁垒与发展前景，为银行后续信贷投放提供精准的风险研判依据，让银行信贷资金敢于投向、精准投向优质企业，实现“股权铺路、信贷跟进”的联动效应。科技创新企业普遍具有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的特征，传统信贷模式依赖财务报表与实物抵押，难以精准识别企业技术价值与成长潜力，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而AIC的介入则有望破解这一痛点：一方面，AIC在开展股权投资前，基于对企业的核心技术、专利布局、产业链地位、商业模式等进行全维度深度调研，形成更丰富的尽调信息储备；另一方面，AIC通过股权持有成为企业股东后，能够持续获取企业经营管理、研发进展、市场拓展等动态信息，搭建起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桥梁。AIC可将其掌握的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与母行共享，助力银行构建更全面、更精准的科技创新企业风险管控评估体系，从根本上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让银行能够更科学地判断企业风险与价值，提升信贷支持的精准度与覆盖面。

　　另一个目标是服务延伸，提升手续费等中间业务收入，降低负债成本。银行可依托这一纽带拓展多元化综合服务，进而提升手续费等中间业务营收。比如，可以为合作企业提供工资代发、财资管理、跨境金融、供应链金融等配套服务，也可以通过公私联动获取企业中高层具备潜力的零售客户。在深度合作的过程中，也有利于中资银行沉淀企业及员工的低成本存款，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资金成本。

　　银行传统业务以债权逻辑为核心，对违约率、损失率有着极为严格的管控要求，同时需全面关注整体信用敞口的风险防控，是一种审慎的信贷业务模式。而AIC聚焦的一级市场科技创新投资则完全不同，其遵循的是股权投资逻辑，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布局中往往会覆盖多个项目，核心逻辑并非是规避单个项目的风险，而是通过分散投资捕捉优质项目的高增长红利，只要少数几个项目能够实现超额回报，就足以覆盖其他项目的潜在损失，整体上更关注资产向上的收益弹性。这种逻辑差异决定了两者的核心能力要求截然不同：银行更侧重风险识别能力以及底线思维，而AIC则更需要精准的项目研判、行业洞察，侧重价值上限的捕捉。

　　此外，考核周期过短与业务特性错配的问题也值得关注。从业务特性来看，科技创新企业等股权投资的回报周期通常长达5～7年，甚至更久。科技创新企业从早期研发、产品落地到市场拓展、实现盈利，需要经历漫长的培育周期，其间面临技术迭代、市场竞争、政策调整等多重不确定性，短期内难以产生稳定回报，更无法实现退出变现。银行机构对于AIC的考核，需遵循政策鼓励的“投早、投小、投长期”的初衷，避免因追求年度业绩指标而忽视企业长期成长价值，进而错失优质早期科技创新项目。

　　从能力基础来看，银行传统投研聚焦于企业偿债能力、信用资质等存量指标的核查与风险预判，而股权领域投研需转向对企业技术壁垒、研发潜力、市场空间、团队竞争力等增量价值的前瞻性挖掘，核心是以价值发现为导向的成长性研判，这种思维转变任重道远。科技创新行业本身具有技术迭代快、细分领域多、专业性强、盈利模式不确定等特点，既需要投研人员具备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储备，涵盖技术研发、产业趋势、资本市场等多维度知识，又要求其具备精准识别技术商业化潜力、预判行业政策走向与市场竞争格局的核心能力。此外，投研能力的闭环还包括投后管理与风险管理。商业银行的传统风险管控体系可能在风险评估维度、风险管控流程设计等方面难以适配股权投资业务高风险、长周期、强专业性的核心特性。目前，中资银行或缺乏适配AIC科技创新企业股权投资场景的专属风险评估模型，且投后全流程管理体系或仍需进一步完善。

　　中资商业银行平均薪酬水平与专业的股权投资机构存在一定的差距，可能对吸引与培养优秀人才造成困难。另外，薪酬结构中浮动薪酬的占比也较为有限，考虑到股权投资对专业度有更高的要求，固定薪酬占主导的模式难以充分体现股权投资业务的价值创造特性。此外，短期的投资收益并不适宜作为当期的考核评判标准。基于此，结合股权投资业务的高专业度、高风险、长周期等特性，在AIC领域落地差异化的激励体系显得尤为迫切。

　　从助力AIC业务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AIC股权投资退出渠道需进一步多元化，潜在退出方式可重点关注以下几类：一是IPO退出，依托科创板、创业板等资本市场，待被投AIC企业达到上市条件后实现公开市场退出；二是并购重组退出，推动被投企业被产业链上下游龙头企业、大型科技集团并购，适配技术优势突出但暂未满足上市条件的企业；三是股权转让退出，通过协议转让、产权交易市场等渠道，将股权转至其他投资机构、战略投资者等；四是回购退出，与被投企业及创始团队约定回购条款，在满足特定条件（如业绩未达标、发展不及预期）时，由被投企业或创始团队回购股权；五是基金份额转让/清算退出，若通过股权投资基金参与AIC项目投资，可通过转让基金份额或待基金到期清算实现退出。

　　商业银行AIC试点是我国分业经营框架下，衔接银行资金与股权市场的重要探索，有利于实现产业和金融更高质量的结合与发展，也有助于推动中资商业银行在投研、协同领域的破局与创新。试点推进的核心命题在于适配股权投资的特性，需实现从债权风控到价值挖掘的业务逻辑转变，构建适配长周期的考核与激励机制，强化跨学科的投研与投后管理能力；需要依托政策支持拓宽退出渠道、优化资本消耗认定，平衡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性使命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市场化目标。随着专业能力沉淀与政策环境优化，AIC的长期发展潜力与产业价值将持续释放。为推动AIC试点深化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优化监管适配，针对AIC投向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股权投资，给予差异化资本计量与监管考核，弱化短期财务指标，突出长期价值与产业服务成效。

　　拓宽退出渠道，依托科创板、创业板、北京证券交易所等资本市场，优化IPO、并购重组退出流程，完善产权交易、基金份额转让等平台功能，构建多元化退出体系。

　　强化能力支撑，鼓励银行加强跨学科投研团队建设，支持AIC引进专业人才，建立适配科技创新企业的风险评估模型与投后管理体系。

　　完善激励机制，推动银行建立AIC专属市场化薪酬与长周期考核体系，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发业务活力。

　　平衡政策与市场目标，对AIC投向国家战略领域的项目给予政策支持，同时引导其遵循市场规律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推动AIC长期价值与产业效能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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